中东的暴风眼 — 以色列（一）

附：东非大裂谷示意图 西亚裂谷地理结构图

到现在为止，中东的四大边缘地区，以及新月沃地东段——两河流域（中、下游），在中东地缘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基本的地缘特色我们都已经分析过了，是该中东的暴风眼——以色列出场了。作为处在阿拉伯风暴中心的“以色列”，是没有办法脱离开中东穆斯林世界这个大环境来单独解读的，所以才会先分析完中东穆斯林大国之后，才开始解读这个“神奇”的国家。不过可能会有朋友感到奇怪，接下来的内容明明指向的是“以色列”，为什么却先上了两张“东非大裂谷”（包括北端的“西亚裂谷”）的图。
　　按照地缘解读的基本脉络，地理结构总是我们最先关心的。而要想彻底了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欧洲人的千年恩怨，“西亚裂谷”这个鲜为人知的地理概念，就是我们必须解构的。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从环境、人文角度说过，在地缘结构上，阿拉伯半岛其实应该和非洲板块，特别是北非放在一起更为合适。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证据，那就是二者之间有一条被称作“地球伤疤”的东非大裂谷串连起来的。说“东非大裂谷”串连起了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半岛可能并不合适，因为正是这条裂谷的存在，才导致了阿拉伯板块和非洲大陆板块分离（也可以说是板块作用，产生了这条裂谷）。从“东非大裂谷”的地理结构来看，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纵贯非洲大陆东部，劈裂东非高原（包括马拉维高地，以及东非湖群高原）、埃塞俄比亚高原，接入红海南端的裂谷主体。这部分裂谷由于位于东非，可以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东非大裂谷”了；第二部分就是红海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红海其实是和波斯湾一样的，一头通海的“海湾”。现在由于运河开通，能将地中海与印度洋连接起来，所以变身为海峡了。不过不管红海的地缘价值有没有升值，它的地理属性都没有变化，是注入了海水的东非大裂谷。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接下来内容的主角“西亚裂谷”。之所以为大裂谷的最北端，贴上“西亚”的标签，无非是因为在地理划分中，红海以东地区已经属于亚洲了。尽管在整个东非大裂谷当中，西亚裂谷的体量显得非洲的小，但就是这样一小段裂谷带，却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以及宗教史中最为重要的区域。直到今天，仍然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正如宗教可以细分出很多级别的教派一样，作为东非大裂谷次级单元的“西亚裂谷”，同样也可以再继续分解为两块：即南部的“大裂谷主体”部分；北部的“大裂谷北延山地”。而二者之间的分割点，则叫作“黑门山”（也有译“赫尔蒙山”的）。

我们前面说了，所谓新月沃地是由“两河中下游地区”（准确的说，幼发拉底河中游由于被沙漠隔离，不包括在内），加上阿拉伯半岛沿地中海地区组成的，在这弯新月之外的半岛腹地，基本就是沙漠半沙漠的附干旱地区，其间间或点缀一些绿洲了。也有一种说法，新月沃地还可以把埃及境内的尼罗河谷、三角洲包括进去。单从外形来看，包括这三个地理单元的“新月沃地”，倒是更像一弯写意的新月了。怎么算其实无所谓了，大家知道在本贴中所指的“新月沃地”指的是前者就行了。
　　如果说新月沃地的东段，大致可以用“两河中下游地区”这个地理单元来对应的话，那么西段的地理核心就是“西亚裂谷”了。正因为如此，“新月沃地”地理结构的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西高东低”。就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加上巴勒斯坦这个半独立国家，都是依附于这条高地带生存的国家，而它们之间的行政划分、历史背景，也和西亚裂谷带内部的地理结构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上一节我们也说了，西亚裂谷带以“黑门山”这分割点，可以分割成南北两块（参见《西亚裂谷地理结构图》）。假如你手边没有精确的地形图，我们也可以在行政地图上，找到黑门山的大致位置——叙、黎、以三国交界之处（假如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也算作以色列领土的话）。而中东最为焦点的巴、以两国，则是位于黑门山以南地区。
　　地缘政治方面的解读，在我们了解清楚地理结构之后会全面展开。现在让我们回到裂谷本身，先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特点。既然我们已经把西亚裂谷划分为南北两块，那么这两个地理单元之间势必有着明显的区别。简单点说，黑门山以南是属于真正的裂谷带。可以由北至南再划分为约旦河谷、死海洼地、阿拉伯谷地、亚喀巴湾四个地理单元（如果把已经被海水侵入的“亚喀巴湾”视作红海的一部分，也可以认为是三个地理单元）。其最低点在著名的“死海”，最深处可达“—800米”；至于黑门山以北地区，我们称之为“裂谷北延山地”。内部亦可划分为两块，南部的“贝卡谷地”，以及北部的阿西河谷。在历史上，整条西亚裂谷带，都是欧亚地缘博弈的焦点，如果你对宗教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其中找到无数有关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三大“一神教”的圣迹。不过要说地缘重要性，也象它们的地理关系一样，南段是核心，北段则是延伸。
　　
　　就黑门山以南地区而言，在圣经中有一个专门的地缘标签进行概括，那就是“迦南”之地。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一块“流奶与蜜的土地”。当然，土地本身是不可能产出奶与蜜了，所指的无非是当地农业条件优越，物产丰富罢了。说到人类眼中的肥美之地，首要素就是需要有“水”了。能够有足够水资源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农业产区。不过有水也并不代表农业潜力巨大，因为如果这些水不能为人类所利用的话，还是无济于事。在我们的地理解读中，冲积平原之所以总是会成为重点，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类低地本身就是由河流自然作用而成了，不仅有高地流淌下来的河水补给，还能够凭借较低的成本，形成可受人类控制的灌溉网。如果象横断山脉那种地形，因为地形所限，河流边上没有形成安全的冲积平原，那些大部分散居于高地之上的居民，就很可能在降水减少时，眼睁睁的看着山脚下的河水奔涌而去了。（作为人均水资源超全国均值四倍的水资源大省——云南，去年遭受大面积旱情，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如果有足够水资源补给，低地无疑是有更优的农业条件，并聚集更高密度的人口。但这并不代表在地理特征中，低地是最重要的板块。事实上，假如没有高地孕育河源，并通过河道向低地输水的话，你所能看到的，并不会沃野千里的良田。这一点，北非和阿拉伯半岛，大片低海拔的沙漠地带，就是明证。要不是靠着东、南非高原蓄积的巨量淡水（特别是埃塞俄比亚高原，这块突出东北非的高地），尼罗河也不可能有力量穿越撒哈拉大沙漠（一般这类河流，都会成为流不到海的内陆河），为北部非洲争取到一条绿色带。
　　既然水资源供给的决定权在高地，更有利于人类开发使用的地区是低地，而将两者串连起来的又是“河流”。那么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如果仅仅拥有农业条件优越的中下游地区，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下游地区的国家来说，只有在将上游高地并入国土之后，才算拥有完整、安全的地缘结构。当然，这种整合也可能是逆向的，即由高地民族反过来征服低地。在这种整合当中，谁搞掂谁并不重要，能够拥有完整水系的国家，会更有竞争力。我以前曾经说过，青藏高原是中央之国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边缘地区，也正基于这个原因。
　　因为不能控制上游高地，而不得不受到邻国掣肘的例子比比皆是（想想中南半岛），而在阿拉伯地区，身处两河中下游地区叙利亚、伊拉克应该最有感受。在高地上控制两河源头的土耳其人，已经不止一次将水源的“开关”作为影响两国政局的武器使用了。回到我们这节的主角“迦南”之地来，与两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供给，必须依靠安纳托利亚高原——亚美尼亚高原——伊朗高原这条高原带不同。生活在西亚裂谷带上的族群，倒是不用在地缘结构的完整上，接受如此之大的外部压力。依靠拦截地中海吹来的水气，裂谷两边的高地就能够为裂谷和沿海平原，提供淡水。也就是说，尽管和其他地理单元比较，“西亚裂谷”的体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你仍然有机会在如此狭长的地带中，建立一个拥有完整地理结构的国家。只是问题在于，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地缘博弈激烈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板块大小，而是取决于内部地理结构的复杂程度。象西亚裂谷带这样小的地理单元，由于结构的复杂性，其内部地缘博弈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全球性大国之间的博弈。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博弈，亦同样在当代的地缘政治中延续，并影响到世界政局的稳定。
　　
　　前面我们也说了，黑门山将西亚裂谷带分割为南北两部分，而南部的“迦南”之地，又是处在核心位置。那我们就不妨来看看，上帝在二千多年前，指定给犹太人的这块“应许之地”（圣经中是这样说的），在地理结构上具不具备完整性。纵向解剖“迦南”之地，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两高两低”格局。“两高”指的就是裂谷两边的山地，两低则包括面向地中海的沿海平原，以及裂谷中的谷地。按照一般规律，裂谷西侧高地，应该会有多条平行的河流独流入海，供给沿海平原。只不过如果山地和沿海平原的纵深太小的话，我们很难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看到它的存在（有一天沿海平原延伸到足够的纵深，这些河流最终会汇集成一个水系的）；而在峡谷中间，两侧高地所收集的雨水，则会自然在峡谷之中汇集成一条河流，并沿河流两岸冲程出狭长的平原带。那么迦南之地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上图：<迦南之地>地理结构图

据说当年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在临终之前，曾经被上帝带到高山之上，把迦南之地全貌指给他看。目力所及之处，包括山、川、海、湖、沙漠、高原、草场、丘陵、雪峰、沼泽….等各种的地势特征皆映入眼帘。传说固然有演义成分在里面，但客观事实却的确如此。在这片长约250公里，宽不足百公里的区域里，所包含的地理变化之丰富，在这个星球上应该也是非常罕见的。结合东非大裂谷人类发源地的身份，迦南之地能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就不足为怪了。就人类的发展而言，“世界”这个概念是在不断扩大的。现在的我们，已经可以把世界的范围，覆盖到整个星球表面了。而如果有一天，人类向外太空移民成功。我们的“世界”观就必须变得更加外延和立体了。要是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后代再解读地缘的话，估计就必须借助全息技术，以星际图作底图了。相反，时间越向前推移，人类所认识的“世界”也就越小。被条块分割在地球各个角落的族群，都会依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地理结构，来描绘自己心目中的世界。而迦南之地的优势则在于，它的范围之小，足以让文明之始的某个部族覆盖全境；其地理结构之复杂，又能够更快的从多角度激发出成熟文明来。也正是在这种地理背景之下，迦南之地成为了世界上宗教、族群博弈最为复杂的区域。
　　
　　既然说迦南之地内部结构足够多样，那么我们不妨将其展开，看看这个“微缩世界”到底奇特在哪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离不开水。各地区、民族也都有自己认定的“母亲河”。我们不妨来看看迦南之地的母亲河在哪里。根据我们昨天的分析，黑门山以南的“西亚裂谷”腹地，应该是最有机会出现一条“大河”的，放大地图后，我们很快便能找到这条中东名河——约旦河。在犹太人心目中，约旦河不仅是母亲河，更是一条“圣河”（为什么这时我会想到“恒河”）。至于约旦河的发源地——黑门山，希伯莱文的本意就是“圣山”。不过作为犹太人血缘上的近亲，现在迦南之地的竞争者——阿拉伯人，对黑门山的感情倒是没那么深，对于这个游牧文明属性的民族来说，更为干旱的阿拉伯半岛西侧的“赛拉特山脉”，才是自己文化的发源之地。因此阿拉伯人对黑门山的称呼是“老人山”，取其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积雪，有若白头翁之意。
　　
　　正常情况下，黑门山上的雪水在山下汇集成河之后，应该在峡谷之中接受来自两侧山地的支流补给，最终汇入大海。不过约旦河所处的这条峡谷，并非一般的峡谷，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而裂谷地形带给约旦河的最大影响，就是它可以缩短近一半的路程，提前入“海”，这个海就是举世闻名的“死海”。

死海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含盐量高，绝大部分生物都无法在水中生存， “死海”之名也正得自于此。不过这种高密度的特性，也为死海带来了另一个特质，即“死海不死”，意思就是说人到了里面，就会自然浮起来，怎么也淹不死。至于死海这超高的含盐量，则主要“得益”于环境太热（被沙漠地带包围的死海，周边的热度河想而知）。在死海的进水量始终无法明显高过蒸发量的情况下，约旦河水并无法通过死海之后，沿南面的阿拉伯谷地注入红海。在这种情况下，死海水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天空蒸发。问题在于水能够蒸发掉，但矿物质却只能留在湖底了。时间一长，死海的含盐量也就越来越高了。
　　
　　死海的高蒸发量，除了气候原因以外，也和这片洼地的体量有关。假如这个坑不是那么大，那么深。约旦河水并不会大范围在此“晒太阳”，而是象尼罗河那样快速通过沙漠地带，在正常耗损掉一部分水份之后，仍有余量走守剩下的路程到达海洋。不过光有高蒸发量，还不能造就“死海”。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进水量一直小于蒸发量，那么这种咸水湖的命运最终都逃不脱变成干涸的盐咸地。而死海那的特别之处在于，当死海浓度，达到一般海水的8——10倍左右时，进水量和蒸发量就趋于平衡了（在20世纪之前，进水量还稍微高于蒸发量一点。也就是说，圣经时代的死海水面还要比现在低一些）。这个浓度一方面能够杀死绝大部分生物，使之得名“死海”；又能够让死海看起来还是“海水”，不至于变成浓稠的盐卤水（那样人下就成咸肉了），成就“死海不死”的美名。
　　有“死海”这个只进不出的大坑在前面堵着，死海南面的“阿拉伯谷地”当然就无法得到约旦河的润泽了。相比于约旦河，能够终年得到黑门山上的雪水补给。阿拉伯谷地的淡水补给，就只能依靠两侧山地在雨季承接的雨水了（可惜降水又很少）。这样汇集而成的河流——杰卜河，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完全靠天吃饭的季节河了。需要注意的，整个西亚裂谷的地势，并非是北高南低，而是二头高，中间低。也就是说，阿拉伯河谷靠近死海的北端，是最低点。而靠近亚喀巴湾的南端，是最高点。在这种结构下，杰卜河虽然无限接近真正的海洋，但它的归宿仍然是北流入“死海”。
　　既然死海本身由于含盐度过高，而成为生命的禁区，那么我们也就很难指望它能够象淡水湖那样，把周边地区润泽为鱼米之乡了。在阿拉伯半岛，如果没有足够的淡水资源支撑，沙漠化是不可避免了。所以死海四周，包括两侧山地面朝死海的坡面，沙漠化都非常严重（西侧比东侧更早沙漠化，原因后面会分析）。能够支撑死海沿岸地区经济的，除了旅游业以外，就是开发“海水”中丰富的矿物资源了。这样看来，从人类生存和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西亚裂谷南段的死海洼地、阿拉伯谷地都没有太大价值，那么死海以北有充足淡水补给的约旦河谷，应该是非常肥沃的土地，并且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在犹太人的圣经——旧约中，约旦河谷也的确被描绘为丰腴肥美的土地，并称之为“上帝的花园”。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约旦河谷，情况却远没有那么乐观，现在的约旦河下游，已经变身成为了一条污水横流的小河沟了。要想了解这点，我们先来看看约旦河谷的内部结构。
　　
　　在约旦河从黑门山上奔流而下之后，死海并不是它掉入的唯一大坑。在注入死海之前，这条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河流，还经过了另一个大坑——加利利湖。这个面积和深度都低于死海的大坑（海拔负213米），并没有象死海那样阻挡住约旦河的南下之路，而是成为了调解约旦河水流的中继站，河水在蓄满湖盆之后，由南端河口溢出继续南下（专业叫法是“吞吐湖”）。狭义的“约旦河谷”，指的也就是加利利海——死海之间的河谷平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犹太人或者阿拉伯人愿意的话，加利利湖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水库。用它来调解约旦河下游的水量，可以让约旦河谷的水资源利用更加合理，使其生态、农业环境较之古典时期更为进步。
　　
　　假如包括加利利湖在内的整条约旦河谷，都置于一个国家的管辖之下，相信上述设想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由于约旦河两岸复杂的地缘政治结构，加利利湖以南的河谷地带，非但没有对淡水资源做出合理布局，反而被从上游、支流处不断截流，恶化了河谷的生态环境。而这其中，负责蓄积约旦河上游来水，能够控制约旦河水系流量一半以上的“加利利湖”，算得上是“功不可没”。

　上图;以色列及其周边地区地缘结构图

　上图：犹太人渗透巴勒斯坦地区进程图

说起“加利利湖”和约旦河下游的地理关系变迁，就必须先花较长篇幅来了解“迦南之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了。简单来说，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状态之所以大不如前，是因为它本身成为了一条政治分割线——巴勒斯坦地区和约旦的边界。请注意，我说的是“巴勒斯坦地区”，而不是“巴勒斯坦国”。就“巴勒斯坦地区”这个地缘标签来说，它的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造就这些变化的始作俑者者，仍然是那些曾经的欧洲殖民者。
　　我们分析过，以黑门山为界，整个西亚裂谷地带可以被分成南北两部分。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是“新月沃地”的控制者。而在奥斯曼帝国日薄西山之后，这条中东的核心地带，自然也成为了欧洲国家的扩张区。参与西亚裂谷带竞争的，是来自欧洲的那对欢喜冤家——英国和法国。竞争的结果是法国人控制了黑门山以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人则控制了黑门山以南地区，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约旦（两河中下游的新月沃地，双方也是一半一半）。这个区域在当时，整个都称之为“巴勒斯坦地区”。
　　事实上就当时“巴勒斯坦地区”这个概念来说，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上可以和古老的“迦南之地”划上等号。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在地理环境发生质的变化之前，无论是三千年前的犹太人，还是100年前的欧洲人，在思考地缘板块的划分时，所面临的地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从地理结构的完整性上来看，圣经时代的“迦南之地”也好，殖民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也罢，都应该包括 “两低两高”的地理特征。也就是说，裂谷内部的谷地、沿海平原，以及裂谷两侧山地都是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组成部分。当然，相对模糊的会是裂谷带东则的高地边界。由于这条高地与阿拉伯高原相接，其地理边界并不明显，不过我们还是能够从河流的走向中，观察出它的分水岭来。理论上，裂谷东侧山地那些注入约旦河的支流流域，都应该是古迦南之地的延伸之地。不过英国人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向东走的更远，包括了大片阿拉伯高原上的沙漠之地（也就是现在约旦的东部地区）。其实这种差异并不重要，在欧洲人有条件利用技术手段划界前，无论是中东的阿拉伯人，还是东亚的中国人，都不会认为在干旱的无人区，划出明显的行政线有多少价值。
　　
　　我们经常能够在世界地图上看见那些横平竖直的行政边界，这种现状其实就是欧洲殖民者，用标尺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象美国的国界和州界，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在阿拉伯地区，这种划法也确有无奈之处，要想在那些广袤的沙漠地区，找出明显的地理分割线是十分困难，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在沙漠地带能够发现油、气资源之前，独立后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对这种边界的划分大多也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的。
　　
　　如果某一区域，并非是所谓的“无人区”，而是土著文明存在时（很不幸的是，北美印第安人被欧洲人无视了），欧洲人其实也还是愿意尊重基本的地理分割法，以分水岭或者河流，这类明显的地理分割线作为行政划分依据的。具体到加利利湖以南的约旦河，成为一条界河的问题，就源自巴勒斯坦地区的第一次分裂。
　　说起“复国运动”，犹太人建立以色列的过程，通常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一个民族能够在亡国2500多年，整体迁出故土2000年后“复国”成功，都是一个奇迹。不过在犹太人具体实施复国运动之前，在迦南之地已经生活了1300多年的阿拉伯人，已经率先掀起了阿拉伯民族独立的“复国运动”。阿拉伯人的这场民族独立运动，发生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就其主力领导者而言，有内志和汉志两个王国。具体到地缘板块来说，前者的核心区就是阿拉伯腹地的“内志高原”，后者的控制线，则在包含麦加、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地在内的“赛拉特山脉”。这段不包括也门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半岛西侧山地，也被称之为“汉志山”。
　　内志和汉志两个阿拉伯文化核心区的地缘关系，我们在沙特一节已经分析过了。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那场内部火拼当中，统治内志高原的“沙特家族”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1924），并最终建立了包含汉、内志地区的“沙特阿拉伯”。这场博弈的结果不仅影响了阿拉伯半岛最终的行政划分，还对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在竞争中落败的“汉志地区”的统治家族，是由穆罕默德后裔繁衍而成的“哈希姆家族”。在失去了对圣地的控制权之后，以圣裔自居，“根正苗绿”的哈希姆族也不可避免的衰败了。在随后产生的海湾君主体系中，除了伊拉克之外，都是那些出身不那么高贵的阿拉伯贵族。 只不过伊拉克的君主体系，在1958年就被革命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所推翻了。不能说其他海湾君主们推动了这个结果的发生，但从权力竞争的角度，“夺嫡”成功的沙特家族，是有很大理由希望看到自己宗教、民族领导权的最大竞争对手消失的。
　　其实从调和阿拉伯民族内部矛盾的角度来看，以哈希姆家庭为首建立的君主体系，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正统的出身，不仅可以让治下的阿拉伯人，更有向心力，同时也可以调节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因为在什叶派看来，如果是穆圣和阿里之后来担当君主之位的话，是可以达到神权与政权的统一的。正是在这种宗教背景下，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流亡在外的伊拉克王族，以及其他哈希姆家族的成员，曾经试图在伊拉克恢复君主制，以稳定局势。最终没能成功，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得不到海湾君主，尤其是沙特家族的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既然汉志王国在与内志王国的竞争中失败，那么是不是代表哈希姆王朝就此退出了阿拉伯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呢？当然不是，因为哈希姆家庭领导阿拉伯人起义，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之下获得独立之后（1916年），随后就开始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征程。和同时期崛起的内志王国，将主要扩张目标对准汉志地区，试图通过夺取圣地来占据阿拉伯领导权的沙特家族不同。已经完成这一进程的哈希姆家族，很自然的把目标锁定在了阿拉伯半岛最肥沃的土地——新月沃地之上。伊拉克的君主体系（1920——1958）便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而另一个哈希姆王国——约旦，也正是在同一时刻从巴勒斯坦地区分离出来。

　附：阿拉伯半岛殖民地图

要想了解约旦是如何从巴勒斯坦地区分裂出来，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我们必须先交待一段历史。我们知道，在西方殖民者渗透阿拉伯半岛之前，奥斯曼帝国是中东穆斯林最后的帝国，并成为新月沃地及赛拉特山脉的主人。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得到麦加、麦地那两块圣地，坐实自己穆斯林政教领袖的地位，赛拉特山脉一线，一般是可以留给阿拉伯人做保留地的。不过后来随着欧洲人的不断东进，土耳其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宗主权，也受到了很大挑战。为了重振帝国的雄风，在欧战（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奥斯曼帝国选择了加入同盟国，与德国结成盟友。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读一战的阵营组合背景，但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即从瓜分世界的角度来看，德国、土耳其都是属于被边缘化的国家。前者是由于地处中欧，无论是海外扩张还是陆地扩张，都处于不利地位；后者则是因为欧洲国家强势扩张后，原有的生存空间已经被蚕食，并且还会继续被压缩。在这种情况下，德、土两国也就有了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法、俄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地缘动机了。
　　基于地缘位置和动机的原因，土耳其人的作战区域，基本是在它曾经的帝国版图内。而阿拉伯半岛，就是土耳其人的主力战场之一。对于英、法等协约国成员来说，他们的主战目标还是锁定在欧洲本土。因此在阿拉伯半岛的争夺中，英国人更愿意借助阿拉伯本土的力量，来消弱土耳其人。而这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也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历史机遇，毕竟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已经被“压迫”了四百年，现在有大国愿意帮助他们争取“独立” 地位，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在英国人的支持之下，阿拉伯半岛在1916年爆发了“阿拉伯大起义”。而起义的领导者，就是汉志的统治者“哈希姆家族”（汉志国王在起义之前是奥斯曼帝国任命的汉志总督）。
　　我们这些“外人”，仅凭资料就已经能够分析出“新月沃地”的重要性，那些身处其间的阿拉伯人，当然更明白“得新月者，得中东”的道理。即使是仅仅出于统一阿拉伯半岛的目标，新月沃地也必须是第一收复目标。应该说，有了英国的支持，以及哈希姆家族的影响力，阿拉伯人计划还是进展的很顺利的。除了汉志地区以外，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相继被哈希姆家族和阿拉伯人解放了。鉴于英国人之前所作出的承诺（帮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哈希姆家族决定开始建国计划。其中汉志国王的三子“费萨尔”被任命为“叙利亚国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大叙利亚地区”）；而二子“阿卜杜拉”，则成为了伊拉克国王了。
　　可能看过这段历史的朋友，会觉得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太不民主了。但其实以阿拉伯社会的内部结构来说，圣裔出身的哈希姆家族来执掌政权，并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妥，反而会有很高的支持率（支持费萨尔做叙利亚国王的阿拉伯人有九成以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希姆家族的其他成员，在扫清其他竞争者之后，也将执掌半岛内的其他地缘板块。只是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意外出现。
　　其实如果哈希姆家族能够认清形势的话，就不会觉得意外了。因为在英国人看来，他们的战略目标决不是帮助阿拉伯人获得独立。对于在下一盘更大的“棋”的英国人及其同盟者来说，阿拉伯人只不过是一颗棋子罢了。因此在哈希姆家族及其他阿拉伯酋长们还在谋划内部权力分配的问题时，欧洲人早在战争进行中，就已经已经开始在地图上，重新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了。这其中，作为新月沃地的中心地带，也被哈希姆家族视作重中之重的“大叙利亚地区”，被划给了法国人。
　　如果法国人的“革命”性不是那么强的话，他们也许会给“费萨尔”一个半独立的叙利亚君主地位，帮助他们控制叙利亚。可惜的是，法国人并不认为他们需要对英国人的承诺负责，更不认为英国人所坚持的君主制，是先进制度的代表。因此费萨尔在叙利亚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这种结果对于试图统一阿拉伯半岛，复兴阿拉伯帝国的哈希姆家族，当然也是很难接受了。他们所作出的调整就是，由之前在起义当中出力最多的“费萨尔”出任伊拉克国王，而阿卜杜拉则着手组建军队，准备重新收复叙利亚。
　　
　　法国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显然让英国人感到尴尬。一方面他们对阿拉伯人做出过独立建国的承诺，如果就此翻脸的话，势必会引起更大的反弹；另一方面他们目前和法国人还是盟友，势力范围和直属殖民地的划分，早在1916年就已经协调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决定作出一个“重大牺牲”，即将约旦河以东的“巴勒斯坦”地区，分割出来成为受英国委托管理的“外约旦酋长国”（也就是现在约旦的前身），而正准备和法国人开战的“阿卜杜拉”，则受命成为了外约旦的君主。

很多朋友可能对英国人“允许”阿拉伯人在外约旦建国感到奇怪，认为这是在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殖民统治”来说，形式是有很多种的，并非真的把原住民赶尽杀绝，把自己的国民迁进去才算成功。当然，“殖民”二字从字面上来说，应该是刚才所说的意思。不过最起码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所谓“帝国主义”的扩张行为，都被概括为广义的“殖民”扩张了。
　　从技术上来看，让英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进行那么大范围的，移民“性质”的殖民扩张，也是不现实的（以中国的人口基数，倒是有可能）。因此就英国人本身来说，象北美大陆这种地理环境又好，原住民文明又近乎于没有的土地，才是真正的“殖民”方向（澳州是用来放逐罪犯的）。至于其他为了获取资源，以及维护海上霸权的地区，更多的就要采取灵活的，间接控制的方式了。这些方式，根据授权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很多种，但就其本质而言，归结为一句话都是“以夷制夷”，用当地人来管理当地人。
　　
　　就位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阿拉伯半岛而言，地缘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只是这片干旱之地，是没有英国人真正愿意移民的。所谓“新月沃地”，所不过是相对那些干旱的荒漠而言，绝对的环境，比之北美、西欧、东亚这些板块来说，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因此英国在有机会从土耳其人手中取得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时，就已经在设想如何平衡当地的地缘结构，使之朝着更有利于英国利益的平衡发展了。
　　
　　很多事情我们如果只从从结果倒推的话，总是可以有办法为决策者纺织出“深谋远虑”的棋局的。但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过程往往并没有那么完美，而是根据战术目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英国人在一战之后，对于阿拉伯半岛的控制也是这样。当战争还是进行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把打赢这场战争，把土耳其人赶出阿拉伯半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并非只在阿拉伯人当中，找了哈希姆家族这一个代理人。建立内志王国的沙特家族，也同样成为了英国对抗土耳其人的棋子，而所得到的承诺也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很明显，为了尽快的结束战争，英国人给阿拉伯人的两个利益集团，划了两张饼，而这两张饼的大部分区域来是相互叠加的。根正苗绿，并且盘踞圣地的哈希姆家庭，胃口显然要大些，他们所期待的是统一的包括整个新月沃地在内的阿拉伯半岛。而英国人也基本满足了哈希姆家族的要求，只是模糊的表明 “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以西的地区”暂时不包括在内。如果我们在地图上查找这块暂时未作明确承诺的土地，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西亚裂谷”的北段，或者说“裂谷北延山地”（包括黎巴黎及叙利亚沿海的“阿西河谷）。之所以会把这块先模糊掉，是因为法国人已经盯上了这段海岸线。作为英国的重要盟友，英国不可能完全忽视掉法国的利益。单从地理结构来说，法国人划走的这块土地，倒也能够自成体系。比之北美那种标尺划界法，技术上还是合理了不少。作出这项承诺和分割的人，想必大家也很熟悉，他就是中印麦克马洪线的炮制者“麦克马洪”（劳伦斯就是他派出去，联络哈希姆家族的）。这位英国专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殖民地划界。
　　英、法之间达成的协议，对于立志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哈希姆家族来说，并不重要，也无从了解细节。麦克马洪的那种模糊表述，也并不代表阿拉伯人认为自己无权收回叙利亚。这些承诺能否兑现，在战争进行时，还不会出现大问题，但在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就必须头痛怎么答复阿拉伯人了。即使没有法国人的参与，英国也不可能让整个阿拉伯半岛统一为一个整体的。在英国人看来，那些重要的海岸线，是属于必须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家族的机会就出现了。
　　相比于沙特家族，英国人当初给沙特家族画的饼就要小一些了，内志高原是这个非嫡系家族所要求的核心地区。对于这片半干旱的高原，英国人并没有丝毫兴趣（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也一样），如果让沙特家族以内志高原为核心，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以兑现许诺给所有阿拉伯人“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承诺的话，并不会有损英国的利益。正是在这种考虑之下，当沙特家族由内志高原而起，向哈希姆家族发起进攻时，英国人选择了所谓的“中立”（至于底下是不是中立，大家尽可以联想了）。在英国人看来，即使是因两大圣地而变得重要的赛拉特山脉，也并不是利益所在（也只有奥斯曼帝国这种穆斯林帝国才会感兴趣）。着眼点在海上航线的英国人只要在亚丁湾切出一块海上补给地来（亚丁），就基本可以放弃了。
　　
　　综上所述，英国让让沙特家族，建立一个包括汉志、内志地区的，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肯定要比兑现给哈希姆家族的“大阿拉伯国家”，来的划算了。只是这也并不表示，哈希姆家族就失去价值了，毕竟以少数派打压多数派是为了平衡。如果少数派本身成为了多数派，那么同样会打破平衡，重新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劲敌。基于地缘平衡的需要，将划归英国势力范围的伊拉克、外约旦两个版块，交由哈希姆家族管理，就变得很有现实意义了。一方面有哈希姆家族这两个嫡系王国在那里，沙特家族就没有办法重新树起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大旗；另一方面，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哈希姆家族和他们的追随者。
　　
　　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安排，对于平衡阿拉伯半岛的地缘结构是十分有利的，但对于哈希姆家族来说，却显然与他们当初的预期有很大落差。因为沙特家族不仅从他们手中夺取了汉志地区，还得到了真正的独立国家地位（英国人在1927年正式承认内志王国的独立地位）。而作为圣裔的他们，不仅失去了最为重要的圣地，所建立的两个王国，也只是受英国人“委托统治”的，半独立王国（真正独立，要到二战后全球民族独立时期了）。换句话说，曾经心比天高的哈希姆家族，现在只能生活在英国人的屋檐下。
　　也许哈希姆家族当初不把统一整个阿拉伯半岛作为终极目标的话，英国人会考虑支持他们来吞并内志王国。要是那样的话，现在估计沙特哈拉伯就要改名“哈希姆王国”了。现在的话，他们只能接受英国的保护，否则的话，英国人即使需要当地人来协助管理他们所获得的势力范围，也可以寻找其他选项。事实上，英国人的选择，也并不限于阿拉伯人，在英国人认为阿拉伯半岛上最为重要的板块——巴勒斯坦，英国人就选择了另一个族群——犹太人作为代理人。而这，也是为什么委托给哈希姆家族的，仅仅是约旦河以东的区域，而不是整个巴勒斯坦的原因。至于英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们接下来再分析。

英国人之所以没有把整个巴勒斯坦交给哈希姆家族管理，是因为在为了赢得战争，而画出的那些饼里面，除了阿拉伯人之外，犹太人也同样分得了一块。至于犹太人所希望得到的板块，我想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了，那就是他们祖先曾经生活过的“迦南之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
　　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之所以要力争阿拉伯半岛的控制权，根源上是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这条海上大动脉。对于根基在欧洲的海洋帝国来说，这条能够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运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海上枢纽，也是必须夺取的天王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由于苏伊士运河东侧的西奈半岛，亦属于埃及领土，控制了埃及，也就等于控制了运河本身。所以在英法等国开始渗透中东地区之时，埃及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第一渗透目标。
　　欧洲人对于埃及的渗透，并非始于英国人。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法国人，就已经清楚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中（特别是北美），已经无法对抗英国了。因此法国人开始考虑，把自己的重点放在自己拥有地缘优势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而苏伊士运河本身，也正是法国在渗透埃及成功后，主持开凿的（1869年通航）。需要要说明的是，在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埃及在名义上还是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法国人是从奥斯曼人授命的“埃及总督”那里拿到授权的。而埃及人包括其他奥斯曼帝国之内的阿拉伯人，之所以还愿意在名义上，接受土耳其人的宗主地位，更多的是出于宗教原因。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定要在阿拉伯民族之上，加上一个宗主的话。同属穆斯林体系的突厥人，总是好过那些和他们缠斗了上千年的基督徒的。
　　不过以埃及和土耳其的地理关系来说，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其实已经无力控制这个地中海对岸的殖民地了。因此就实际情况来说，最起码在1882年，英国人军队占领埃及之时起，突厥人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在埃及的话语权了，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埃及就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而英国人完全从法律上割断埃及和土耳其的关系，将埃及归入自己的殖民地（法律地位是英国的保护国），则是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
　　虽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控制了埃及的英国，已经足以控制苏伊士运河了，但从地缘安全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东侧的西奈半岛，并不具备足够的防御纵深。因为一条法律上的国境线，只能保证你在和平时期的利益。而真正到了战争时期，战略纵深和地理屏障，要比那些边界条约有用的多。基于这个原因，英国人必须取得对阿拉伯半岛，特别是和西奈半岛紧密对接的“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后来的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战争时期的以色列，都曾经从巴勒斯坦地区，快速越过西奈半岛，向苏伊士运河防线发起进攻。
　　
　　既然巴勒斯坦有如此重要的地缘作用，那么英国人就必须选择更加合适的代理人，来经营这片土地了。假如没有犹太人介入的话，这个代理人的选择范围，应该还是仅仅控制在阿拉伯人当中的。但在英国人必须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考虑之时，他们发现，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已经不仅仅居住着阿拉伯人了。从坏处想，这表明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将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地缘结构，做更多的工作；而从好处想，如果平衡得当，英国人手上将有更多的牌，来控制巴勒斯坦地区。至于犹太人是如何重新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分析方向了。

最起码在网络上，犹太人似乎是很多中国人所关注的一个民族。有一个大家所津津热道的话题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其实是同族，都属于“闪米特”人这个族群的分支。现在的两族相争，更象是兄弟之争。也许很多人对这两族的渊源会很感兴趣，不过要是展开分析的话，那估计要牵扯出很多圣经故事，以及大部分人所不熟悉的上古名词来。所以我们还是简单的从技术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两个民族的渊源，以及犹太人的复国史。
　　说起“民族”这个概念来，很多人的着眼点，是在种族、血统之上。其实就民族的属性来说，这些生理特征并不重要，文化上的共同记忆，才是一个民族形成的关键因素。如果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是否能够长盛不衰，并不取决于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强大过，而在于他有没有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习惯。因为在漫长的岁月中，仅仅依靠口口相传来传承记忆，是非常危险的。而如果有了文字记录，形成完整的文明世系，那么即使在中间某一阶段，由于外力作用中断，也可以有后来者从传承下来的文字中，恢复历史记忆，并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的核心力量。这一点，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善长于记录历史的中国人，是最有感受的。
　　需要注意的是，文明的继承者，并不一定是当初文明缔造者血缘上的直系后代，更多的时候，一些缺乏“光辉历史”的民族，会根据现实的需要，从技术上寻找关联因素，让自己的民族与那些上古文明对接上。就好像经历过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人，通过从穆斯林那里翻译回来的古希腊、罗马文献，为欧洲民族“找回”自己的根一样。而热衷此道的欧洲人，到底继承了古希腊、罗马人多少基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罗马和希腊，都在欧洲的版图上。
　　
　　与欧洲人热衷于“复兴”古典文明不同，犹太人的记忆却重来没有中断过。如果你有机会去问一个犹太教徒，相信他一定能够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描述的非常清晰。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犹太人持之以恒的，把记录了他们祖先历史的文字传承了下来。这些被宗教化了的文字记忆，就是犹太教的圣经——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创立之后，这部犹太人的圣经被基督徒称之为《旧约》，与另一部记录耶稣言行、事迹的圣经《新约》相对应）。这部记录了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2世纪犹太民族发展史的圣经，在我们看来，固然有很多被神话了的成份，但在技术上却起到了凝聚犹太民族的作用，使之在流散世界各地二千年之后，仍然能够以一个民族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从犹太人记录、传承历史的习惯中受益的，并非只有犹太人自己，阿拉伯民族的诞生、发展，也同样得益于犹太人的记忆。在犹太人的圣经中，他们的直接祖先是追溯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先知的，也正是这位先知，将犹太民族的祖先，从两河平原带到迦南之地的（圣经上的表述是，上帝把迦南之地许给犹太人的，所以也叫“应许之地”）。这个系出闪族的犹太先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嫡出的“以撒”，一个是庶出的“以实玛利”。其中“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后来叫“以东”）。前者就是犹太人的祖先，而后者则被认定为是半岛游牧民族，也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传奇色彩，不过从地缘角度来看，犹太、阿拉伯两大民族的分裂，其实是因为生产方式上的不同而产生的。换句话说，在双方共同的祖先迁移到迦南之地后，一部分留在这片肥美土地上，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部族成员，成为了犹太人的祖先；而脱离这种生产方式，进入周边荒漠地带，选择游牧生产方式的部族成员，则形成了阿拉伯民族。
　　这种情况，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历史中，也同样存在。所谓“夷狄入华夏则为华夏，华夏入夷狄则为夷狄”，系出同族的部族分支，一旦进入不同属性的地理单元，便会变化出不同的民族属性来。当然，阿拉伯人虽然可以从文化传承上，追溯到“亚伯拉罕”，但并不代表他们的民族成份，全然来源于此。在亚伯拉罕的子孙散落到那片只适合游牧的干旱之地时，上面同样有可能散布着先期到来的民族。只不过在这些因环境使然，有着共同生产方式的游牧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犹太人所记录的历史，为他们找到了一个对接前期文明，创立完全属于自己的“文明分支”的机会。
　　基于生产方式和环境的原因，游牧民族希望创立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文明体系，是非常困难的。没有文字记录历史，和成体系的意识形态，是关键的技术原因。不过活动于阿拉伯高原的游牧民族，比之其他地区的游牧民族，机会要好的多。能够和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新月地带”无限贴近，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那些先进的农业文明中吸取养分，完善自己的文明体系。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就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很显然，在1400多年前，犹太人世系中关于阿拉伯民族来源的描述，给了这位先知以灵感。这不仅可以让阿拉伯民族，承接圣经中所描述的，亚伯拉罕以前的历史（包括诺亚方舟这些神话般的历史，都可以承接下来），更可以在民族地位上，让他们获得与先期进入文明期的犹太人，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不过在具体的世代架构上，伊斯兰教还是做出了一点修改。将自己的民族来源的指向，由犹太人认定的，犹太先祖的兄弟“以扫”，升级到亚伯拉罕的次子“以实玛利”。这似乎是在向世人表明，阿拉伯民族形成的历史，要比犹太人早上一代。当然，也许先知有其他想法，不过生活在4000年前的亚伯拉罕（圣经中所推导出的年代）成为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却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在阿拉伯人的文字中，亚伯拉罕被称作“易卜拉辛”罢了。